中国的酒诞生的瞬间,并不是因为谷物的丰足,而很可能是偶然性,无论是传说中的仪狄造酒,还是杜康造酒,都属一次失误的产物。这种液体的诞生,当时曾立刻引来人们的惊恐,比如传说中的仪狄造酒,饮用后,大禹虽觉得甘美,却立刻疏远了它。因为这种神秘的液体带给人精神上的兴奋,让人觉得不再能主控自己的思想。
也正是因为这点神秘性,酒从诞生起,刚开始就作为与上天、祖先的沟通工具。夏、商人的饮酒不仅活跃,还带有几分疯狂。他们的长夜之饮,他们祭祀时使用的那繁杂隆重的青铜酒器,他们将大量酒器作为陪葬品的行为,都说明,到了商代,酒已经成为一种上天赏赐的稀罕之物,通过它与上天沟通再自然不过。其实在现代,人类学家也常发现类似情况——各个部族的首领或巫师,往往是通过酒精等饮料的致幻效果,开始自己与神灵的对话的。
进入周朝,酒虽然开始被人为牵引到“礼”的境界,开始在生活规范中发挥作用,但在祭祀中,酒的能量还是被发挥到了极端,《诗经》中提到的酒事,只有最清洁的酒和最优良的牲畜,才能用来从事祭祀,离开了酒,祭祀就无法进行。祭祀毕,一定要饮酒聚宴,这种习惯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,这就使中国酒的使用,始终带有天地人合一的色彩,注定它就不是一种平淡乏味的饮料。
随着秦汉之季酒的产量增加,酒开始进入世俗生活,不仅是贵族,普通人也可以享受它所带来的乐趣了。但是,酒被赋予的精神性一点没有减少,反倒在各个阶层的饮用者中引起了不同反应:以饮酒之风大盛的魏晋为例,由于社会动荡加剧,利用饮酒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迷惘,成为普遍之举,多饮成为豪举。像刘伶那样饮酒后裸身的大有人在,有士人用船载满酒游走的,有通宵达旦宴饮的,醉死酒场者也不乏其人,酒和生命,和死亡都带上了关系。刘伶用《酒德颂》讴歌了嗜酒者,实际上是借将酒传奇化,来让生命本身传奇化,整个魏晋都笼罩在这种酒影中,包括陶渊明的《饮酒二十首》也是同声相和。
而平民百姓也开始借酒狂欢,中国乡村开始了种种与酒有关的祭礼、节日,1600年前的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对43种酿酒法的记载,是在侧面说明酒的受重视程度。
从秦汉到魏晋,再到盛唐,中国酒的酒精度一直没有大幅度提高,那时候饮用的是黄酒的雏形,这也给饮酒者酒量巨大以解释,为什么李白能够“斗酒诗百篇”,而“一壶好酒醉消春”的白居易的平常状态,更说明醉酒是诗人们的日常状态,“但愿长醉不愿醒”,则是诗人们的理想状态。
进入元朝,中国酒的发展迎来了新时代。黄酒已经成熟,蒸馏酒开始从西域进入,而与此同时,葡萄酒、花果酒,各种配制酒也开始大规模生产,这不仅意味着选择增多,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用较少的酒,获取更陶然的效果了。
尤其是蒸馏酒,中国酒的制造工艺的一大进步,是酒精度的提高,从域外带进来的蒸馏器,将传统的谷物酒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效果,使饮酒变得更豪放,更开放,人们开始从微醺到陶然,再到酩酊,各种不同的醉酒体验不需要再花费昂贵,也不需要一定要饮下一石那么大的量,从士人到平民,都可以通过高度酒,轻松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,酒成为灵感的最主要触媒。
还不仅仅是灵感,酒后的人们天然就多了热情,以往的隔绝、疏离感消失了,酒席于是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好的交际场所,微醺的人们多了黏合剂,在酒席上,酒成为中国人情感共同体建立的催化剂,也成为中国文化远古以来的一种不变的推进力量。